李學勤先生辭世，致哀！

李學勤先生今晨辭世，享年86歲。他是這個時代里殊為難得的百科全書式學者。 1933年3月生于北京，著名歷史學家、古文字學家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、教授。先后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，“夏商周斷代工程”專家組組長、首席科學家，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，清華大學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，中國文字博物館館長等。

據光明日報 2017年04月19日 16版報道：

李學勤：“一些的一切，一切的一些”作者：劉國忠

李學勤（中）與其團隊研究清華簡。

【大家】  

清華簡再次吸引學界目光  

2017年4月23日，清華大學即將舉行第7輯清華簡整理報告的成果發(fā)布會，與此同時，清華簡《算表》被吉尼斯世界紀錄確認為“世界上最早的十進制乘法表”的認證儀式也將同時舉行，作為古代文史研究熱點的清華簡將再一次吸引大眾的目光。

清華簡是一批抄寫于戰(zhàn)國時期的竹簡，總數(shù)約有2500枚，自從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起，清華簡就一直是古代文史學者的研究焦點。這批竹簡由于很早就被隨葬于地下，沒有經歷秦始皇焚書的劫難，因此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先秦典籍的原貌。

提起清華簡，就不能不說起李學勤先生。清華簡之所以能夠有今天，是與李先生的辛勤付出分不開的。清華簡的搶救、保護、整理和研究工作一直是在他的主持下進行。從2010年開始，李先生和他的團隊大致以每年出版一輯整理報告的速度，整理公布清華簡的有關內容，創(chuàng)造了戰(zhàn)國竹簡整理公布的新速度。清華簡整理報告在編排體例的科學、圖版拍攝的清晰以及整理水平的高超等方面，都在同類的著作中首屈一指，獲得了學術同行們的高度評價。而李先生所做的“這次挖到了一個歷史學家”“清華簡讓人讀起來太激動，一天之內不能看太多，否則心臟受不了”等形象生動的比喻，也讓普通大眾在會心微笑中體會到了清華簡的重大價值。

在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的團隊里，李先生是當之無愧的核心人物，而且他在各方面都起著表率作用，每一次分配給團隊成員分頭整理的清華簡篇目，他都是第一個完成，而且是又快又好；對于同事們所負責整理的各篇，他也都毫無保留地貢獻自己的見解，供大家參考。而每一輯整理報告在提交出版社之前，他都要細心研讀，最后定稿，以保證整理報告的質量和水準。不僅如此，他對于出版公布的每一篇清華簡篇目都做了認真的研究，出版了《初識清華簡》一書，發(fā)表了近百篇研究論文。

這就是李學勤先生，他始終以科學之方法、進取之精神、樂觀之態(tài)度積極投入科研工作，并為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創(chuàng)新工作賦予了嶄新的內涵。

談及李學勤先生，熟悉他的人都充滿了敬佩之情。李先生的研究面實在是太廣博了，從上古時代的刻畫符號到20世紀的中國學術史，從考古學、古文字學、上古史到古文獻學、美術史、國際漢學，從甲骨、青銅器、簡帛到玉器、璽印、錢幣，等等，他都做了一系列的研究，取得了大量的學術前沿成果，被人們譽為“百科全書式的學者”。欽敬之余，世人也非常好奇，李先生是怎么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？在他成功的背后，究竟有哪些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的地方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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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學不輟

李學勤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，父親在協(xié)和醫(yī)院工作。由于是獨生子，加上從小體質纖弱，兒時的他沒有什么玩伴。好在母親很早就教他認字，四歲之前已可識字讀書。

父親專門給李學勤請了一位家庭教師，他用兩年時間學完了小學教材，但因年幼，1941年進小學時仍需上三年級。由于課堂內容遠不能滿足其求知欲，上課之余，他閱讀了眾多的課外書籍，尤其是《科學畫報》。

因為興趣愛好廣泛，李先生的讀書范圍也非常廣泛，但由于家里經濟條件有限，他經常不吃早飯或午飯，省吃儉用，去書店和書攤買舊書，看完后再賣掉，換買其他的書來讀。當時商務印書館印行了許多學術著作，李先生閱讀了其中的大部分，甚至一度計劃要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全部圖書搜集齊備，足見他對讀書學習的癡迷程度。

20世紀50年代，李先生剛到清華大學讀書時，他的同學錢耕森等人曾應邀去他家玩，對于其藏書的豐富留下了深刻印象：“參觀他的書房時，我們無不感到很驚奇！只見四壁都擺著一排書架，每個書架上都擺滿了書，幾乎全是中外古今的學術名著。因此，它并不像一個中學生的書房，也不像一個剛進大學的低年級的大學生的書房，倒像是一個研究生的書房，甚至倒像大學里一個年輕的老師的書房呢！”

侯外廬先生晚年撰寫回憶錄時，對青年時期的李學勤評價是“博聞強記，熟悉典籍”（《韌的追求》，三聯(lián)書店，1985年，第315頁），可以說是切中肯綮。

在李先生閱讀的大量典籍中，符號一類的書籍是他特別鐘情的，越是看不懂的書他越感興趣。李先生喜歡閱讀那些能夠啟迪人們智慧，而又多少能給人以一種神秘感，需要費一番氣力才能看得懂的作品。

有一回，李先生在舊書攤上買到一本書，是一個英國俱樂部印的，非常精致漂亮，可是一翻開書就傻眼了，里面全部都是符號，根本不知所云。原來，這本書是用老式打字機鍵盤上的非字母符號寫的一本英文小說，每一個符號——如#號、*號等——分別對應著一個字母，必須在頭腦中將它們轉換成26個英文字母后才能閱讀，目的是鍛煉人的大腦機能。

李先生極愛這本書，在很長的時間里一直擱在書包里頭，隨時翻閱。金岳霖先生的《邏輯》一書，他先后讀過多次，書中第三章“介紹一邏輯系統(tǒng)”介紹了數(shù)理邏輯，里面都是他不認識的各種符號，也讓他十分著迷。1951年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，就是想追隨金岳霖先生研究數(shù)理邏輯，不過囿于當時的歷史條件，最終他沒有能夠實現(xiàn)這一愿望。

還在中學讀書時，李先生就曾聽人說，最難學的是甲骨文，這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，于是，他開始留心甲骨文，一有時間就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自學甲骨文。在他看來，那些刻寫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也像符號一樣，特別有意思。

長期潛心治學的結果，使李先生養(yǎng)成了一個良好的讀書習慣，只要一有時間，他就自覺投入到學習和科研工作之中，不肯浪費點滴時光。青年時代的勤奮使他具備了淵博的學識，即便到了后來，雖然長期擔任行政領導職務，要處理繁忙的公務，一有閑暇，他還是用來讀書和寫作，并發(fā)表了大量的科研成果。

由于興趣愛好廣泛，李先生長期讀書治學中培養(yǎng)出來的另外一個特長，就是可以在各種工作、各個研究領域之間進行迅速切換，前一分鐘，他可以在從事甲骨學的研究，而后一分鐘就可以馬上轉入對清代學術的探討，能隨時隨地鉆進冷僻深奧的研究中去，又能隨時隨地走出來，了無滯礙。因此，李先生具備了極高的工作效率。他自己有一個形象的比喻，說自己像一個“多波段收音機”，這么一擰是中波，那么一擰又到短波，可以隨時進行各種調換。應該說，這一本領是一般人所很難企及的。

中西融匯

古今貫通

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之后，清華大學變成一所工科院校。李先生沒有和大多數(shù)的學生那樣轉到北大求學，而是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，參與編撰《殷虛文字綴合》，從此走上了學術道路。

1953年年底，中國科學院籌建歷史研究所，李先生又被選中，到新成立的歷史研究所，作為侯外廬先生的助手，參加《中國思想通史》的寫作。到了20世紀70年代，由于馬王堆帛書、定縣漢簡、云夢秦簡等簡牘帛書的發(fā)現(xiàn)，他又把工作重心轉移到考古和古文字學方面。2003年，他離開了工作長達50年的歷史研究所，回到了清華大學，為母校文科的重建竭盡心力。

在6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，李先生取得了累累碩果，共出版著作40多部，發(fā)表論文1000多篇，其成果之豐富、所涉領域之廣博，令人眼花繚亂。對此，李先生戲稱這是“雜學”：“我這個人興趣相當廣泛，所學雜而不純，又由于工作的經歷，從事過不同方面的研究，寫過的東西很難理出一條思想發(fā)展的線索?！保ā独顚W勤集》自序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）

這里有三個地方需要說明。

首先，李先生說自己是“雜而不純”，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，“雜”是因為李先生博覽群書、興趣愛好廣泛所致，但是在他所致力的每一個研究領域卻都是極其“純”的，而且只要他決定從事的研究，就一定要做到居于學術研究的最前沿。

李先生很喜歡用一句英文俗語“一些的一切，一切的一些”來說明自己的治學體會?！耙恍┑囊磺小奔磳W什么東西就要對這個領域已有的一切都懂；“一切的一些”即對其他領域的知識也都應懂一些。

李先生是通過自學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，在學習的過程中，他十分重視參考前人的已有論著。20世紀50年代，他自學研究甲骨文，就以胡厚宣先生《五十年甲骨論著目錄》為線索，按圖索驥，把里面提到的中外甲骨學論著全部閱讀了一遍，對于甲骨學的研究歷史、研究現(xiàn)狀和存在問題了如指掌，并在此基礎上對甲骨學的分期斷代、歷史地理等方面做出了精深研究，而甲骨學尚不是李先生學術研究的重點所在。

李先生也不是專門從事《周易》研究的學者，但是他對易學史卻十分熟悉，他所寫的《周易溯源》一書，從考古學、文獻學的角度，對《周易》做了別出心裁的研究，解決了《周易》研究史上長期困惑學者的許多難題，受到了著名易學家金景芳先生的擊節(jié)稱贊：“李學勤同志對《周易》經傳研究所征引的資料是何等浩博！其所作的分析又何等精審！”

20世紀70年代末，李先生第一次受邀去美國訪問，當時國內學人因長期與外界隔絕，對國外的漢學研究不甚了了，于是，他就根據日本學者對各國漢學的調查報告成果，走訪美國的相關高校和機構，拜訪有關的著名學者，很快掌握了美國漢學界研究古代中國的歷史和現(xiàn)狀。后來，李先生一直倡導國際漢學的研究，即與他對國際漢學界的熟稔密切相關。

其次，李先生的研究領域雖然廣博，但是卻有一條主線貫穿于其中，即以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奧秘作為自己的研究重心。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他對自己的研究領域也有意加以收縮，因此這條主線愈來愈明顯。對此，李先生多次做過說明——

“我所致力的領域，常給人以雜多的印象，其實說起來也很單純，就是中國歷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，大體與《史記》的上下限差不多。問題是對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，有的算歷史學，有的算考古學，還有文獻學、古文字學、科技史、藝術史、思想史等等，充分表明這個領域學科交叉的綜合性質。這一領域，我想最好稱為‘中國古代文明研究’?！保ā吨袊糯拿魇v》一書《序言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

最后，李先生因為同時具備廣博的知識面和精深的專業(yè)素質，因此他的研究特別擅長融會貫通，縱橫捭闔。中西融匯、古今貫通是清華大學一直倡導的學術理念，二重證據法更是清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先生在研究古史中首創(chuàng)的方法，李先生很好地繼承了清華的這些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，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發(fā)揚光大。

李先生曾總結說：“我認為研究古代文明的這一段，最好采用多學科結合和比較研究的方法。所謂多學科結合，是指歷史學、文獻學（包括傳統(tǒng)的經學）、考古學、古文字學、美術史……諸方面研究的融會貫通，尤其要注意文獻與考古的互相印證；所謂比較研究，是指以我國與世界各個古代文明對比參照，把中國古代文明放在整個人類文明發(fā)展背景中去考察。”（《李學勤集》自序，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，1989年）

而這種研究正好可以發(fā)揮李先生的專長，他不僅博古而且通今，既熟悉中國文明又熟悉世界文明，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將之有機地交融在一起。不過，李先生對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不滿足，他有更遠大的研究目標。我們都知道，李先生多年以來一直在倡導比較考古學的研究，并出版有《比較考古學隨筆》一書，受到考古文博學界的重視。不過，李先生的目標并不僅于此，從年輕時候起他就有一個愿望，很想從事比較文明史研究，遺憾的是，由于年齡和外語等方面的原因，他本人可能已經不能如愿了。

李先生曾對采訪的記者講過自己的設想：“我們希望有一個人，能夠做到兩個方面，或者三個方面，最理想的是能研究古希臘羅馬，再研究古代埃及，再研究古代中國，而這三個方面都做到的話，有一個前提，就是至少要會兩到三門現(xiàn)代語言，再會這三個文明的語言。那時候我真想向這方面去做，這是我的一個夢想。如果沒有‘文化大革命’，也許我至少能夠做到一部分，并不是完全做不到。”（《“這輩子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”》，《書城》2008年1月號）雖然李先生可能無法完全實現(xiàn)這一理想，但是他的這種努力卻足以令人感佩不已。

高屋建瓴

識見不凡

李先生原來讀書于清華大學哲學系，想從事數(shù)理邏輯的研究，但由于時代的原因而未能實現(xiàn)。盡管如此，他的老師金岳霖先生對這位學生卻印象深刻，并盛贊他具有哲學家的素質，這可以說是對李先生理論潛質的充分肯定。

20世紀50年代，李先生到了歷史研究所，作為侯外廬先生的助手，參加了《中國思想通史》一書的撰寫工作。侯先生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，有著很高的理論素養(yǎng)，他經常告誡李學勤等“諸青”學者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“生長點”。

所謂的生長點，是說一個人的各個方面不會很平衡，總有一個方面需要特別加強，這就是生長點，也就是他的弱項所在。在侯先生看來，當時年輕的李學勤對于文獻史料非常嫻熟，外文也很不錯，但是理論修養(yǎng)尚不夠。為此，他曾多次提醒李學勤，要強化自己的理論素養(yǎng)，不要老想著搞甲骨文、金文，要做一個大史學家，做一個有理論的史學家。

侯先生所指的理論，不僅是指對于馬克思主義等思想學說的學習和掌握，更重要的是提醒李學勤，要培養(yǎng)自己研究和看待問題的理論高度。

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，李先生不僅認真研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經典，同時也閱讀了與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種流派的理論著作，所付出的努力是旁人所很難想象的。比如，為了搞清“亞細亞生產方式”的問題，李先生四處搜集資料，跑各地的圖書館、書店，不僅通讀了國內學者的所有論著，還閱讀了大量德文、英文、日文的原著，他自己光是所做的筆記就達五百多頁。

李先生常說，一個人不見得要做理論的工作，但必須有理論的高度，在研究過程中可能考證的只是一個字，但心里得想著一個大的事兒。

以下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加以說明——

曾國之謎是20世紀古史研究的一個熱點。在傳世文獻中記載有一個姒姓的鄫國，分布在今天的山東一帶。然而，在1933年安徽壽縣的楚王墓中出土了一對曾姬壺，顯示出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還存在一個姬姓的曾國。此后，有關曾國的考古發(fā)現(xiàn)越來越多，尤其是湖北隨州曾侯乙墓的發(fā)現(xiàn)，更是轟動世界，但古書中卻沒有任何有關這個姬姓曾國的記載，讓人困惑不已。

為此，李先生專門寫了《曾國之謎》等文，并指出，曾人的活動范圍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漢水以東，以新野為其北限，姬姓曾國并非沒有在《左傳》等傳世文獻中露面，只是以隨國的名稱出現(xiàn)而已，考古發(fā)現(xiàn)中的曾國就是古文獻的隨國，曾、隨是一國兩名。

這一別開生面的觀點一經提出，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討論。此后，不斷發(fā)現(xiàn)的曾國文物一再印證了李先生這一觀點的正確性。進入21世紀以來，隨州的葉家山一帶發(fā)現(xiàn)了西周早期的曾國墓地，從而把曾國的分封提前到了西周前期，而在文峰塔發(fā)現(xiàn)的曾侯乙編鐘銘文已經清楚說明，曾國的始封者是被列為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宮適。

正當學者們?yōu)檫@一重要發(fā)現(xiàn)印證了曾、隨為一而欣悅的時候，李先生又從理論高度分析闡釋了西周初年分封曾國的重要歷史意義，他指出，有關曾國的這些發(fā)現(xiàn)使我們對于西周甚至整個周朝歷史上很多重要問題有了新的看法。從武王伐紂開始，南方的問題對于整個周朝的政治和社會形式都有特別重要的影響?！抖Y記·樂記》所載《大武》樂章中有“武始而北出，再成而滅商”，該樂章一共是六成，即六個樂章。到了第二成的時候滅商，后面說“三成而南，四成而南國是疆”，過去學者們沒有很好地注意這點，其實在滅商之外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“南國是疆”，即把南方的領土收歸了周朝。然后說“五成而分，周公左，召公右”，即周公、召公分陜而治。武王克商之后的南土范圍非常之大，在整個周朝的結構里非常重要。南土是由召公來治理，這一點已經由出土的太保玉戈等材料所證實。周朝在南國地區(qū)的發(fā)展，是以漢水流域為中心，而在漢水流域里，則是以在漢陽漢東大洪山地區(qū)的隨州這一帶作為中心點。周朝把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宮括分封到這里，其性質與召公封燕、周公封魯差不多。因此，曾國的建立，本來是周朝經略南國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掌握了這一點，我們對于后來曾國的興衰和整個周朝的興衰之間的關系，就會有更新的一些認識，許多問題也就可以串起來了。

這種極富理論高度的見解，絕非是一般的學者所能想到的。

正是有這樣的眼界和理論素養(yǎng)，李先生能夠提倡“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”“走出疑古時代”等涉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理論和觀念上的變革，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。

劉國忠，男，1969年出生于福建省政和縣，歷史學博士，現(xiàn)為清華大學長聘教授，歷史系副主任。已出版《走近清華簡》《唐宋時期命理文獻初探》等4部專著，主編教材1部，發(fā)表論文70多篇。

（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）